我的老家在距离县城50多里外的一个小山村，父亲兄弟姐妹4个，叔叔道荣排行老三。

以前农村里的手艺人无外乎木匠、泥工、屠夫、剃头师傅等，但凡做这种活计的，可以“吃人家热的，拿人家现的”。叔叔仗着自己有一身好力气，在18岁那年决定拜师学杀猪。

杀猪确实是个好活计。过去，农村人仅靠在一亩三分地里刨食，手头没什么活泛钱可挣，只靠每年开春的时候，孵上几窝鸡鸭养着，指望鸡鸭屁股多生几只蛋换些小钱，再就是去集市上抱头猪娃回来，从年头喂到年尾，到了年关，请来屠夫把猪杀了。

俗话说“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”，过去的手艺人很保守，也自私，都不太乐意带徒弟。在我老家那一带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谢师傅就是如此。

为了拜他为师，叔叔每天都会起个大早，走上十几里的山路来到谢师傅家，先将水缸里的水挑满，再上山砍来一担柴禾，整整齐齐地码在檐头下，连大年初一也没间断过。历时1年，谢师傅才算是被叔叔的诚心感动，正式收他为徒。

3年过去，在叔叔21岁那年，他另立门户，成了一名屠夫，算是吃上了手艺的饭。

1947年末，叔叔刚出师没多久，去一户人家杀猪，东家问他定亲了没。得知还没有后，东家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女儿红芙也没相中人家，如果不嫌弃，正月里，让你家里托媒人来提亲吧。”

叔叔在给猪褪毛时见过了红芙干活，手脚麻利，憨厚老实，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。于是，正月里，叔叔托媒人带了半扇猪肉和10斤白酒去提亲。

一切顺理成章，1948年5月，红芙就成了我的婶婶。

再往后，婶婶过了两年都没能怀孕，农村人信奉吃什么补什么，叔叔就开始大量吃猪睾丸。

过去农村人家养猪，等养到30来天、15斤左右时，无论公母都要阉割，以防发情，便于圈养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阉一头猪收费2角钱，相当于在生产队里一天的劳动收入，并不便宜。

叔叔的阉割技术也是驾轻就熟。他先让东家提起小猪的两条后腿，让它倒挂在椅背上，再用手往小猪的肚腹上一托，捏住一侧的睾丸，用柳叶刀割开阴囊外皮，取出睾丸，扔进灶膛的炭火里。之后，再在小猪的伤口上涂一点唾沫，敷上一撮草木灰，以止血消炎。

猪睾丸被炭火烤过，闻起来香香的，嚼起来粉粉的，是广为流传的补精壮阳食品。可叔叔吃了三四年，婶婶的肚子还是不见动静。

叔叔性情渐渐变了，每次喝了酒回家，就对婶婶不是骂就是打。渐渐的，左邻右舍都传出不少闲话，说叔叔杀生太多，上天惩罚他，这才让他断了香火。

在结婚后的第10年，婶婶终于生下了第一个孩子，还是个儿子。叔叔喜不自禁，按照族谱，儿子算是“迎”字辈，于是给他取名叫迎喜。

1964年腊月，叔叔去一个名叫横山冲的小村庄帮人杀年猪。完事后东家请吃饭，几杯酒下肚，东家开口请叔叔帮个忙——东家说，自己一连生了4个女儿，根本养不过来，打算把刚出生的这个送人，然后再赌一把，看看能不能生下一个儿子：“兄弟，你天天走乡串村，接触的人多，帮我打听打听，有没有谁家想要个女娃子？”

叔叔一想，不如自己把女娃子抱过来，也就是多添双筷子的事，还可以先当未来的儿媳妇养着。以后等迎喜成年了，就让他们成亲，还能省下一大笔彩礼钱。

叔叔把自己的想法给东家一说，东家连声叫好：“女娃给你们我放心，饿不了肚子不说，平常还能沾点油腥。”

于是，叔叔很快就把女娃抱回了家，取名山楂，成了我的“堂姐”，大我2岁。等到1971年，叔叔婶婶又添了个儿子，取名迎乐。家中人口兴旺，生意蒸蒸日上，往后似乎都是“喜乐”的日子。

2

迎乐5岁那年的夏天，连续多天咳嗽，还指着自己的胸口说“这里又痛又闷”，叔叔和婶婶以为小儿子只是受凉感冒，也没当回事，按照土方子熬了一碗葱头红糖汤让他喝下，出汗驱寒。

一个星期后，迎乐的病非但没好，反而更加严重了，全身没有一丝气力，软软地躺在床上，喘气像是在拉破风箱，一张小脸憋得通红。叔叔婶婶这才觉得不对头，连忙把迎乐送到了县人民医院。医生说，迎乐得的是胸膜炎，要是再耽误几天，小命恐怕都保不住。

迎乐的病足足治了半年才好转。从医院出来后，原本虎头虎脑的迎乐却越长越难看，甚至有些怪异，村里人都说是吃药吃坏了。

另一边，迎喜和山楂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但就是亲不起来，两个人经常为一点小事破口对骂，甚至拳脚相加。叔叔对此却并不在意，“不是冤家不聚头，现在闹够了，以后就不吵了”。

山楂是迎喜未来的媳妇这事儿，我们从小就知道。那时候，村里的小孩们常常用老辈的儿歌笑话他们：“童养媳妇可怜相，从小领到公婆家；七岁烧饭汰衣裳，八岁纺纱到天亮；六月夏天蚊虫咬，起早挑水要劈柴；寒冬腊月雪花飞，单衣单裤穿破鞋……”每每听见，迎喜都怒不可遏，逮住起哄的小孩就是一顿痛打，而山楂就偷偷抹眼泪。

迎喜从小读不进书，被叔叔逼着硬着头皮才读完了高中。虽然高中毕业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，但他那成绩，想考进大学连门缝都没有。最后也还是子承父业，学起了杀猪。可山楂从小学习成绩就很不错，小升初时还被县城里一所重点中学录取。但叔叔却不让她去，山楂躲在屋后的山上哭时，正好被我爸碰见。

我爸身为公社干部，知道了这事后劝叔叔：“山楂愿意读书，你就让她读，以后万一考上大学，你们一家人就可以指望她了；如果考不上，她也好认命，会安安心心跟迎喜过日子。”

“如果考上大学了，那跟我们家就没什么关系了，占便宜的是别人家——要是这样，我当初还不如养头猪呢。这事我打定主意了，谁也别想说动我。”叔叔如是回答。

叔叔谁的劝都不听，没多久，山楂就辍学了，农闲时就干家务，洗衣、烧饭、喂猪，农忙时下地帮忙。她很少跟人搭腔，做什么都是一个人悄悄地，仿佛是山间的一株狗尾草，风来了雨来了都自己受着。

到了1981年，山楂刚满18岁，叔叔就谋划着让她跟迎喜结婚。迎喜不愿意，说自己跟山楂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叔叔骂道：“我跟你妈也没感情，一张床上睡久了，感情自然就有了。这几十年，我和你妈不过得好好的？”

山楂也不同意：“爸，我还没到结婚年龄呢，能不能再缓两年？”

“这没事，你们先圆房，结婚证等过两年再去领。”

婚事还是叔叔做主，当年“五一”成亲，迎喜和山楂只得接受安排。

那年，我在镇里上高中，有一个同学住在横山冲，后来他跟我讲，在“五一”前的一个晚上，他瞧见山楂拎着两斤水果糖和一包鸡蛋糕，偷偷去了十里外的横山冲，把东西放在自己亲生父母的家门口——估计她早就打听清楚了自己的身世——然后站在门外说：“爸、妈，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？把我生下来了，不如扔茅坑里淹死，何苦把我往火坑里推？爸、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们，今后你们就算死了，也别指望我点香烧纸。”讲完，就踏着薄薄的月光走了。

我还记得迎喜结婚前，一次周末我回家取换洗衣服时，看到山楂一个人在家门口切猪食，就笑着和她打趣：“以前我叫你山楂姐，以后我该叫你山楂嫂了。”

山楂也咧嘴一笑，但比哭还难看，她说：“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。”

到了第二年5月，迎喜和山楂的儿子小忠出生了。

3

小学毕业后，迎乐便再也不愿意继续上学了，再长大些，也跟他爸学起了杀猪。到了1988年，叔叔一家两代三个杀猪匠，就越发出名了，十里八乡哪家杀年猪，都会首先想到他们。

1990年冬天，我二哥要结婚。那年年初我妈就抱回来两头猪崽，细心养着，想着到时候把猪杀了，就可以给二哥操办上一场体体面面的酒席。

二哥结婚前3天，我妈还专程去了趟叔叔家，嘱咐说：“叔（过去的农村妇女在称呼亲人时会把自己降一个辈分），你是长辈，那天就等着上席吃肉喝酒，两头猪让迎喜迎乐俩侄儿来收拾。”

过去每逢有人家杀猪，邻居们都会来帮忙。我家杀猪那天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猪抬到一张结实的案板上，猪拼命地挣扎着，发出刺耳的叫声。我见迎喜拿过一个大木盆，放在猪脖子下面，而后一手拽住猪耳朵让猪裸露出脖子，另一只手从嘴里取下咬着的柳叶刀往猪脖子上狠狠地一捅。随着一声沉闷的尖叫，猪浑身抽搐起来，血向外喷出，有些还粘在了迎喜的手上、落在了旁边按猪腿的人的脚上。迎喜再从猪脖上抽出刀，用手向下一按，猪血就径直喷向了大木盆——那也是一道十分鲜美的菜肴。

等迎喜迎乐哥俩一人杀了一头猪之后，一旁锅里的水也烧沸了。众人把猪从案板上移到放满热水的腰盆里，迎喜迎乐拿出瓦片样的刮毛器，开始就着热水刮猪毛。刮完毛的猪皮洁白光润，重新被抬回到案板上开膛破肚，摘下五脏六肺等下水，然后再把半扇猪肉用铁钩子挂在木架上，进行更零碎的分割。

迎喜迎乐干活干净利落，我看到叔叔一直站在不远处，背着手、眯缝着眼睛，看两个儿子手起刀落，神色中难掩得意——那个年代，根据猪的重量，一个屠夫杀一头猪，不仅能拿50到80块不等的工钱，还能得到一副肠子、心肺等猪下水作为酬谢，的确是一门令人羡慕的手艺。

两年后，1992年的正月里，我却突然听说，叔叔不杀猪了。

之前1个月，邻村一位90岁的老人去世，那家人觉得老人如此高寿，也算得喜丧，便想把家里那头养了两年、足足有600斤的猪杀了办酒席。叔叔受邀前去杀猪，一刀下去，血放尽了，猪软塌塌地瘫在了案板上。没想到，等下水褪毛时，猪却突然从滚烫的热水中“腾”地一下站了起来，直接把叔叔撞出3米开外。

叔叔回去后，在床上躺了3天，等能下地时，也是身上无力，走路直喘，听见猪的叫唤声就慌神。村里人又传了闲话，说“屠夫如果一刀杀不死猪，会走晦运”。

没有走出宿命的杀猪匠人

我那时在镇农机站搞技术推广，听到消息后，便买上几样水果前去探望叔叔。叔叔对我说，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害怕：“迎成，你读书多，你说说，杀生太多，会不会遭报应？我都是大半截被黄泥埋掉的人，无所谓，我就是担心迎喜、迎乐……”

我宽慰他：“叔叔，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怎么也变得迷信了？那些传言你就当耳边风听听算了。”

那之后，叔叔就一直病怏怏的，他最终决定，再也不杀猪了。

4

再往后，霉运似乎真找上了叔叔一家。

我家跟迎喜、迎乐家的房子挨得近，谁家里有个鸡飞狗跳，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迎喜和山楂两口子的日子实在过得没意思，不是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，就是十天半个月不搭理对方。

夫妻感情生活得不到满足，迎喜就琢磨着在外面寻求补偿。他经常通宵不回家，拈花惹草的名声很快就在老家一带传得沸沸扬扬。不过山楂似乎倒也满不在乎，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儿子小忠身上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单位上班，一位邻居跑来告诉我，说迎喜在镇上被人打了，让我快去看看。我赶过去时，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对迎喜拳打脚踢。原来，半年前迎喜就跟这名男子的老婆勾搭上了，这天迎喜带那女人到镇子上的饭馆吃饭，正好被她老公碰见。镇派出所来了个民警，把他们带回去问完话，又都放了出来，说这种事派出所也管不了。

迎喜的额头被打破，我带他到镇卫生院包扎，劝他收收心，好好跟山楂过日子。迎喜却说：“你别说了，有些事情你不懂。”1992年初秋的一天，山楂去不远的地里摘菜，回到家时，看到门口放着一个猪腰篮，里面躺着一个正在熟睡的婴儿。山楂马上明白了，这肯定是弃婴。打开襁褓一看，果然是个女娃，最多3个月大。

山楂想到自己的身世，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孩子，取名俊艳。

小忠非常喜欢这个从天而降的妹妹，每天放学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陪俊艳玩，想方设法逗她开心。俊艳也十分乖巧爱笑，虽然没奶水喝，每天顶多吃点粥汤和米糊，但也不吵不闹。看着两个孩子，山楂的脸上偶尔会有一闪而过的笑容。对于收养孩子这件事，迎喜倒没说什么，心情好时也会逗弄一下俊艳。

这是迎喜和山楂结婚以来生活最平静的一段时光，只是也不长久。

那时候，村口住着一户三口之家，男人在城里帮人开大货车，虽然辛苦，但收入不错；女人叫红竹，在家照顾上小学的儿子。红竹人长得白白净净，待人也和气，有时候我回家经过她家门口，她还总招呼我坐下喝一杯茶。

在小忠12岁、俊艳2岁那年，迎喜和红竹好上了。纸包不住火，事情很快传扬开来。男人没有找迎喜的麻烦，也没有跟红竹过不去，争来儿子的抚养权后，就跟红竹办了离婚手续。1995年夏天，迎喜和山楂也离了婚，小忠跟迎喜，俊艳跟山楂，一个家从此一掰两散。

离婚后，山楂把俊艳托给婶婶照顾，自己到义乌去打工。干了半年，觉得在工厂里工资太低，又过户了一辆二手三轮车，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上乘人搭货，早出晚归，赚来的辛苦钱一部分寄回来抚养小忠和俊艳，一部分存起来。

大家都以为迎喜和红竹会走到一起，但事情的发展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：一年后，红竹嫁给了镇子上的一个男人，男人开了一家农具店，生意还算过得去。

那年正月里，我请亲戚们吃完饭送迎喜回家时，问红竹为什么后来不肯跟他一起生活。迎喜告诉我，一次红竹带着两人的生辰八字去“地地先生”（道士）那里问卦，“地地先生”说，迎喜这人杀重身弱，不利事业，也不利婚姻，于是红竹很快就离开了他。

这事对迎喜的打击很大，从那时起，他开始酗酒，叔叔也跟着他一起天天喝。一次我去看叔叔，他还后悔莫及地拉着我说：“当初，我真不该让迎喜和山楂结婚，不该让他学……”

半年后，1996年初，叔叔就去世了。

5

因为小时候的后遗症，迎乐一直到29岁，也没有一个女子肯嫁给他。在农村，如果上了这个岁数还没有娶妻生子，谁都不会把他当正常人看待。婶婶心疼小儿子，不愿他死的时候连个香火盆都没人摔，便经常到附近一带的村庄里转悠，托人给迎乐物色女人。

那时候，正好跟我们相邻的过埂村有一个名叫文华的女子，28岁了，小时候得过脑膜炎，除了智力跟十几岁的孩子一样，其他一切正常。她的父母也很发愁，锣配锣，鼓配鼓，两家人一合计，当年就把婚事给办了。

2001年，迎乐的儿子伟宏就出生了。他高兴坏了，从邻居那里买来一头大肥猪，亲自宰杀，叫来八九桌亲朋好友，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。

新世纪来了，村里人的生活也越过越好了，出外打工的多了，养猪的就少了，杀猪生意渐渐冷淡了下来，也只有到了年关才会接到几单。文华娘家人个个都挺有出息的，知道迎乐两口子过得不容易，经常接济一下，或者给迎乐找点临时的小生意做做，生活倒也可以基本维持。迎喜也不杀猪了，在村子里开了家代销店，婶婶帮忙看店，生活倒也稳稳当当。小忠和俊艳都很省心，听话懂事，学习也不错。

伟宏出生的这年，小忠高考因几分之差落榜。家里人便商量着在县城给他找份事情做，赚点钱以后好讨老婆。正好我有一位朋友经营家用电器，需要一名空调安装工，我就把小忠介绍了过去。

小忠聪明又勤快，跟着师傅学了3个月就能单独接活了，每月收入能有1500元左右（彼时我们当地的人均收入也就1000元上下）。除了吃饭，小忠几乎不花钱，工资全部存到银行里，到了年底，取出存款，把家里装修了一下，还给奶奶妹妹各买了一件棉袄。

2003年5月中旬，小忠21岁生日那天，迎喜专门进城来看小忠，还把我叫上大家一起吃了顿饭。去饭店的路上，迎喜总是抬起头往街道两边的房子上看，我问他在看什么，迎喜便颇有些得意地说：“我在想，上面挂着的这些空调，有多少是我儿子装的。”

到了饭店，酒菜上桌，小忠就给迎喜敬酒：“爸，你以后要注意身体，少喝点酒。”

迎喜浅浅地抿了一小口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这小子都管上他爸了。”接着，又转过头来叮嘱小忠：“你天天安装空调爬高下低的，可要注意安全。”说的时候，我注意到迎喜的眼圈还有点发红——这个蛮撞的汉子，原来也有柔软的瞬间。

没想到，迎喜的话却一语成谶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就接到小忠老板打来的电话：“你快到城北小区34幢，小忠出事了。”我离得不远，赶紧叫了一辆三轮车赶了过去，到的时候小忠正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，嘴巴、鼻孔汩汩地往外冒着血，我一把将小忠搂在怀里，带着小忠往县人民医院奔。

路上，小忠的老板跟我说，小忠刚才去5楼的一户家里装空调，在看位置时，拉过一张四方凳踩了上去。不料凳脚一滑，小忠身体失去平衡，直接从5楼露台上摔了下来。

到医院时，小忠已经不行了，他对我说：“叔，我难受。”说完，又吐了几口血，人就没了。

迎喜下午4点多赶到医院时，人已经非常恍惚了，他一次又一次地问我：“昨天是小忠的生日，怎么今天就出事了呢……”

给山楂的电话也是我打的：“你能不能抓紧回来一趟，小忠出了点事情。”顾不得山楂的催问，我只说“你回来就知道了”便立即挂了电话——我怕再说自己又会哭出来。

那天晚上10点多，山楂坐了快5个小时的客车从义乌赶回县里。在医院门口，我远远地看到她朝我匆匆走来，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地往下流。山楂一看到我，什么都明白了，两腿一软，倒在了地上。

小忠的丧事办完后，山楂又去了义乌，还是踩三轮车。她说自己好多次在路上，看到前面走着的小伙子就觉得是儿子小忠，骑着车拼命往前赶。可走到近前，儿子就突然不见了，她总是和三轮车一起撞在电线杆或者墙壁上，一同翻倒在地，然后就坐在路上默默流泪。

迎喜又开始整日借酒浇愁，那段时间，只要一听说哪里有酒喝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他都会赶去。迎乐看到心里也难过，就陪着他喝。兄弟俩很少说话，常常一喝就是一整天。

小忠“三七”那天，我回了老家。傍晚在路口烧小忠生前的物件，怕熄火，专门在物件上浇了汽油。迎喜看着火光，突然转过头来问我：“要是我没杀生，小忠是不是可能不会出意外？人真的有报应吧？”

这个问题，当年叔叔也问过我，可是我真的没法回答他。

迎喜整日喝得浑浑噩噩，代销店和俊艳只有靠年逾八旬的婶婶一人来打理和照顾。我还曾跟婶婶打趣：“您可算是我们全县年纪最大的老板了。”

婶婶却没有理会我的玩笑，只说：“我现在只求迎喜、迎乐、俊艳、伟宏他们好好的，也就安心了。”

6

2014年正月初一，我们八九个堂表兄弟凑在一起吃饭，照例要喝一点酒。可那天，同样嗜酒如命的迎乐却没有喝，他端着酒瓶给我们杯子一一添了酒，说：“各位兄弟多喝点，今天我有点不舒服，就不喝了，以后我再好好陪你们一醉方休。”

然后，他就坐在一边看着大家喝，嘴巴一动一动的，似是在说什么。

初二那天，迎乐随着妻子文华和儿子伟宏去了岳父母家。中午饭桌上，迎乐只陪了几杯酒就举手讨饶，说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不敢喝酒，随后随便扒了几口饭菜，就进房睡觉了。

到了晚上，菜已上桌，大家正吃着的时候，才发现迎乐怎么一直都不见人。妻弟进房间去叫，可任凭他连喊带推，迎乐依然一动不动。一摸额头，冰凉冰凉的，吓得妻弟整个人都跳了起来。

迎乐就这么突然走了。亲戚们凑钱办了丧事，收的8000多元礼金一分没动，都存在了银行里，由我保管着，说等伟宏以后读书需要用钱时再拿出来。

再往后，亲戚们怕了，都劝迎喜把酒戒了，迎喜却笑嘻嘻地说：“我戒酒的时间还没有到哩——要等到我死那一天。”

天天浸泡于酒精之中，迎喜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，杀猪这活也没再干了。2016年开春，迎喜老觉得自己身上没力气，肚子胀，胃口也差，我陪他到医院里一检查，是肝硬化，当即办了住院手续。

两年前，俊艳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的一家药品公司上班，干了一年辞职后自己又承包了一家小药店，生意做得相当不错。我把迎喜生病住院的情况跟她一说，她就在电话中哭了起来：“叔，我马上从杭州赶回来。”

虽然俊艳不是迎喜亲生的，但她始终念着当年他和山楂的收养之恩。每年春节，即使再忙也会赶回来，给爸爸和奶奶做一顿年夜饭，平时也经常寄钱给迎喜零用。

迎喜在医院住了20多天，俊艳一刻不离地侍奉在病房。出院时，一再嘱咐说：“爸，你的病不能再喝酒了。”可迎喜只是点点头，俊艳一走，他就又偷偷地喝上了，谁也劝不住。

婶婶年岁也大了，这些年一直肾不好，又怕给家人添麻烦，就一直默默忍着。直到2017年夏天，已发展成了严重的尿毒症，虽然全身酸痛难忍，还是坚决不肯去医院。

我回老家探望婶婶那天，俊艳也从杭州赶了回来。婶婶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布包，递到俊艳手里：“这里是1万块钱，是逢年过节你们这些小辈孝敬给我的，我没舍得花，都攒着。家里就伟宏最小，也最可怜，这钱，你帮我保管好，以后等伟宏上大学要花钱时，再拿出来。”

一个星期后，婶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山楂也回来奔丧，哭得像个泪人。我明白，她在为失去心疼她的婶婶痛心，也为自己的身世感伤。

婶婶下葬后，上了岁数的山楂也终于决定留下来了。2017年秋天，经人介绍，山楂认识了一位比她大两岁的男人。交往了一段时间，互相觉得不错，就结了婚。两人在城里买了一套两居室，山楂闲不住，又出去帮忙护理一位瘫痪的老人，一个月有将近5000元的收入。

到了今年夏天，迎喜腹胀、厌食，到医院里一检查，肝硬化已发展成了晚期，医院当即下了病危通知书。过后两天，我在路上遇到山楂，就跟她说了迎喜的病情。山楂没说什么，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长气。等走出十几步路，我回头时，看见她抬起左手在脸上抹了又抹。

俊艳又从杭州赶回来照顾迎喜。在医院里住了十来天后，迎喜坚持要出院。回到老家，俊艳天天打电话向省里的名中医求援，再按照方子，配药熬药、把药汤倒在碗里摊凉了，再敦促迎喜喝下。

等我这次回来去看望迎喜的时候，他的腹水已有所消退，脸上还有了一点血色。晚饭是俊艳烧的，炒丝瓜、焖冬瓜、摊鸡蛋，还有肉沫汤，迎喜已经能够吃下一碗的饭了。

傍晚，清风从小山村柔柔吹过，夹带着阵阵草木的气味。俊艳陪着迎喜坐在门口竹椅子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不时还发出轻轻的笑声。我没去打扰他们，希望这样安稳的场景，以后还能看到。

只是我在心里感慨：半个多世纪、两代人的岁月，杀猪这门手艺，终于磕磕绊绊地在这个家里走向了尽头。